一、外部冲击与形势研判

近期，中东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受到高度关注。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贸易量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中国从该海峡进口的原油量亦占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海峡中断剧烈冲击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3月9日，布伦特油价曾冲高至119美元/桶；3月17日，迪拜首行合约油价涨至153美元/桶，近期维持在150美元/桶以上。中东地区的重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其原油产量占全球总量的31%，石油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同样为31%。此外，市场关注点也从石油扩展至天然气领域。在天然气全球化程度持续提升的背景下，近期东北亚现货价格大幅攀升，3月17日，东北亚LNG现货价格涨至17.8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为2023年1月23日以来最高水平。IEA释放4亿桶战略储备创历史纪录，OPEC+宣布自4月起增产20.6万桶/日，但所提供的供应量难以弥补缺口，油价持续处于高位。尽管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但即便与1978年进行比较，尚未演变为类似当年的石油危机，这表明当前国际能源市场与1978年相比已存在根本性变化。

中东原油供应中断的脆弱性与1978年相比存在显著差异。从数据层面分析：中东原油产量占全球比重从1978年的34.3%略降至目前的31%，变化幅度有限。美国原油产量占比则从15.8%提升至18.9%，页岩革命后美国实现了能源独立，石油和天然气均为净出口国。当前美国页岩油产量占其原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页岩气产量占天然气总产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天然气年产量维持在一万亿立方米以上，占全球总产量的25%；原油及液体燃料产量基本达到10亿吨水平。美国经济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大幅下降，GDP石油强度从1978年的1.5吨/亿美元降至目前的0.4吨/亿美元，反映出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资本市场方面，1978年整体市盈率为8，目前为29，这与高科技股占比提升密切相关。尽管当前油价大幅上涨且供应出现一定程度减少，但尚未构成石油危机，未来走势将随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进展及伊朗反制能力而变化。冲突范围有向能源基础设施扩展的趋势，若进一步升级，将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无论冲突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可以观察到三个特点和趋势：一是美国主导的中东传统能源安全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二是全球油气贸易的去全球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这种去全球化体现在多个层面：物理层面表现为贸易路线多元化分散，以及通过能源转型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在货币层面则体现为计价结算体系的多元化发展。三是当前市场关注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物理封锁风险，但实际上，即便该海峡逐步恢复运输，运费和保险费仍将大幅增长。从市场结构看，海运保险和再保险体系的高度集中使得供应链风险从物理层面延伸至金融层面，传统的航道安全保障模式面临新的挑战。

未来油价走势与战事发展态势高度关联，难以准确预测。若冲突短期内得到控制，但“封锁恐惧”心理可能长期持续，主要进口国对中东能源安全的信任将进一步削弱。届时地缘政治风险溢价虽有所下降，但布伦特油价中枢仍将上移。2025年年底至2026年年初，国际主要机构曾普遍认为石油市场进入宽松状态，预计油价将较2025年下降8-10美元。然而自年初以来，油价定价机制已从供需基本面主导转变为政治风险溢价主导，无论是委内瑞拉局势变化，还是此次中东军事冲突，均推动了这一转变。在此情境下，油价中枢可能上移至70-80美元或更高水平。若海峡长期受控且选择性通航成为常态，非美元石油结算比例可能进一步上升，全球能源格局加速重构，原油供应链遭受严重破坏，油价中枢将维持在80美元以上，甚至突破100美元的概率也将显著增加。

二、中国能源安全应对体系

对中国而言，能源进口结构呈现以下特点：原油进口量的40%来自海湾地区，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口的原油占总进口量的34%；液化天然气（LNG）进口量占LNG总进口量的28%。约80%的进口原油经由南向海上通道运输，来源地包括中东、非洲、南美及东南亚等地区。在化工产品领域，伊朗甲醇产能占全球总产能的9.2%，中国进口甲醇量的50%来自伊朗。国内仍具备多种替代手段，包括煤制甲醇等化工产品生产路径。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对全球尿素供应的冲击不容忽视，中国总体为尿素出口国，国内受影响有限，但对全球市场冲击较大。当前正值北半球春耕季节，尿素供应波动将对全球粮食生产造成影响。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全球主要化肥生产及出口国，其冲突曾对全球粮食产能构成严峻挑战。

中国能源安全应对体系包含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以来，能源安全保障工作受到空前重视、能源转型持续推进。短期措施方面：一是强化储备体系建设，目前已形成政府储备、商业储备与企业库存相结合的完整体系，该体系历经二十余年建设已基本成型，目前仍在持续扩容，并不断提升储备能力与使用效率；二是加强进口多元化布局。原油方面，通过中亚原油管道、中俄原油管道和中缅原油管道等重点管线实现陆上进口；天然气进口则采用LNG海运与管道输送相结合的方式，管道方面包括西北方向的中亚天然气管道、东北方向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和西南方向中缅天然气管道；东部从北到南已建成34座LNG接收站。自1993年实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走出去”战略以来，海外油气投资水平和贸易能力大幅提升，油气进口资源更加多元化。特殊时期，在成本可承受的前提下，海外份额油可运回国内。若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封锁，非洲、南美及加拿大等地的权益油或份额油仍可运回国内。此情形下，运费与保费将有所上升，成本相应增加，但在保障基本供应安全方面，这些渠道资源仍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三是推进国内油气增储上产。自2019年以来，我国政府推行了为期七年的“增储上产行动计划”，原油产量回升至2亿吨，并于2025年达到2.16亿吨的历史最好水平；天然气产量亦突破2600亿立方米的新高。“十四五”期间，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投资成效显著，年度投资规模维持在3900亿元水平，较“十三五”时期增长近50%。据统计，中国石油企业的勘探开发投资占全球相应总投资的10%，投资强度保持在较高水平。中国原油产量持续保持在2亿吨水平以上，天然气产量连续九年增产100亿立方米以上，四川、鄂尔多斯两个千亿立方米级气田基地建设加快推进，海上“深海一号”及其二期工程相继投产，整体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尽管我国常被描述为“富煤、贫油、少气”，但原油与天然气产量分别位列全球第5和第4，产量位次居全球前列。由于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制造业大国，能源消费总量大，国内油气产量难以满足需求、对外依存度分别高达73%和40%，油气供应成为我国能源安全的短板。因此，“增储上产”是保障油气安全的物理基础，特别是国内产量每增加1吨原油、1立方米天然气，即可相应减少同等规模的进口敞口风险。渤海油田2025年油气当量突破4000 万吨，海洋原油连续五年贡献全国原油增产60% 以上，海洋油气正处于产量爬坡的黄金窗口期。四是煤制油、煤化工技术和商业化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供应的有效补充。

需求侧替代效应已规模化显现。2025年，新能源对成品油的替代量预计达5000万吨。电动汽车对燃油车的替代持续推进，2025年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车销量中的渗透率已达53.9%；柴油LNG重卡与电动卡车亦在替代传统燃油车辆。非化石能源装机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终端电气化持续推进，加快替油步伐。成品油需求收缩的同时，石油的重要用途转向化工原料领域。高油价环境下，石油从燃料向化工原料转型，既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支撑，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领域。高分子材料及化工新材料作为新兴产业的基础性原材料，其需求持续增长。汽油、柴油消费已达峰值，石油消费总量预计在近1-2年内达峰，燃料用油的减量将部分转化为化工原料增量，化工原料用油增量规模总体小于燃料减量规模。

天然气在全球能源转型中仍具有重要地位，被视为转型的桥梁与支撑。在多国电力燃料结构中，天然气占比最高：以美国为例，天然气在电源结构中稳居首位，这主要得益于页岩革命，其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已与原油基本持平，煤炭占比已降至不足10%。中国天然气供应体系涵盖国内增储上产与进口多元化两大路径。天然气消费总量的40%依赖进口，2025年管道天然气进口占天然气总进口量的45%，LNG进口占55%。目前，全球主要LNG出口国几乎均为中国进口来源地，供应多元化程度处于较高水平。天然气储备保障工作同步推进，储气调峰能力大大增强。

三、新型能源体系和能源强国战略建设

从长远来看，尽管中国短期能源应对能力已显著增强，但仍需加快新型能源体系与能源强国建设步伐。美国新一届政府将确立能源主导地位作为优先政策方向，专门成立能源主导委员会。该战略以传统化石能源为根基，特别是巩固美国油气产业的既有优势，不仅强化其国内油气产能地位，更致力于扩大对全球油气市场，特别是美洲地区油气资源的控制力。

中国已探索出一条更具前瞻性的发展路径，即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该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关键是要解决新能源消纳问题，突破方向是发展未来能源和新型储能技术。中国在终端电气化方面进展迅速，2025年电气化率已达30%，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预计未来几年每年还将提升约1个百分点。电气化水平提升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另一方面推动全社会用能转型。尽管电气化推进很快，但非电领域能源消费仍占较大比重。因此，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同时，需加强新型燃料系统建设，推进非电领域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氢能与绿色燃料等近年来已列入政府重要工作，“未来能源”一词更纳入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绿色燃料亦被再次强调。氢能、绿色燃料等新型燃料领域将迎来更大发展空间。

在制度框架层面，中国已构建起围绕“双碳”目标的“1+N”政策体系，并在能源领域确立了能源安全新战略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路径。其中最为关键的抓手在于以“碳排放双控”取代原有的“能耗双控”，这并非简单的表述调整，而是从根本上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转型的战略之举。传统高能耗领域需持续降低能耗强度，而与算力相关的新型高能耗行业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能耗控制依然重要，但政策关注点已转向碳排放双控指标，体现了更为精准的制度设计理念。“十五五”期间，政策关注点将更多集中于碳排放强度管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明确提出3.8%的具体量化目标。2030年之后，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1+3+3”目标，碳排放总量乃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受到更高程度的关注。

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在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已提升到21.8%，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已接近四成、达38%。在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仍需正视若干深层挑战，特别是新能源和能源转型领域对战略性矿产资源高度依赖所带来的开发与利用问题。美国等西方大国积极布局这一领域，资源禀赋高的国家也加强资源保护，未来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从传统油气地缘政治转向战略性金属地缘政治。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与全球大变局相适应的国际能源治理机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唯有坚持新发展格局，实施积极“走出去”战略，同时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筑牢自身安全底线，方能在未来发展中获得更为主动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