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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程伟:区域大宗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的探索与思考

2026-11-05 来源:

           作者:朱程伟  

           从“规模驱动”到“功能驱动”

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深化,谁能够率先完成从“规模驱动”向“功能驱动”的转型,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产业格局重塑中占据主动位置,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重要枢纽。

传统路径的约束:“税收驱动”难以持续

近年来,大宗商品作为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支撑,其产业规模持续增长。依托大宗商品贸易规模体量大、税收贡献见效快、产业链带动效应强的特点,大宗商品行业逐步成为部分区域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不少区域构建了以地区经济贡献度、贸易规模为依据,涵盖财政奖励、土地优惠、各类补贴的招商激励体系,短期内实现了企业数量、交易规模、税收收入的“三重跃升”,部分地区仅用3~5年时间,就实现大宗商品贸易额从百亿级向千亿级的跨越,快速完成产业规模初步积累。

这种依托政策激励的快速发展模式,在初期成效显著,但随着政策红利逐步消退,其内在局限性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企业“迁移式注册”现象突出,产业要素并未实质性沉淀;另一方面,区域间政策趋同导致竞争日益同质化,边际效应快速下降。更为关键的是,以规模扩张为导向的发展方式,难以支撑产业形成长期竞争力。需要看到的是,大宗商品产业并非简单的货物流通,而是围绕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与资本配置所形成的复杂市场结构。一个地区是否具备竞争力,取决于其能否嵌入价格形成体系、是否拥有完善的风险管理工具,以及是否形成有效的金融与数据支撑。

基于以上情况,笔者实地调研了多家大宗商品贸易公司、期货公司、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银行、区域招商引资单位等主体,同时结合相关政策法规,从行业特性、营商环境、企业自身经营等角度梳理了地方政府促进大宗商品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并在此基础上从国资功能升级、交割体系布局、风险管理培育三个方面探讨了地方政府更好支持大宗商品行业发展的新路径。即从“规模导向”转向“功能导向”、从“招商驱动”转向“市场结构能力驱动”、从“税收依赖”转向“价值创造”。这亦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出发点。

通过政策让利吸引大宗商品贸易企业集聚,进而实现贸易额与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这一路径在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具有显著成效,能够快速破解企业集聚不足、产业规模较小的难题,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规模导向”的发展模式难以支撑产业的长期高质量发展。

首先,“通道经济”特征突出,产业沉淀不足。企业“迁移式注册”和“空壳化运营”问题较为突出,不少大宗商品贸易企业仅将注册地放至政策优惠区域,产业要素(人才、技术、资金、物流)并未实现实质性沉淀,对当地就业、产业链延伸、金融体系完善的带动作用较为有限,形成“有规模无实体、有税收无产业”的局面。

其次,产业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较弱。“税收驱动”模式下的核心目标是扩大贸易规模、增加税收收入,因此,招商重点多集中在大宗商品贸易环节,对仓储物流、风险管理、金融服务等配套环节重视不足。

而单一的贸易导向,不仅导致产业附加值偏低——大宗商品贸易环节利润率普遍仅为0.5%~2%,区域只能获取微薄的流通利润,难以通过加工、服务增值提升效益;还使得区域经济高度依赖大宗商品价格周期,受国际市场供需、地缘政治、货币政策、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一旦行情逆转,企业利润收缩甚至亏损,便会选择退出市场,导致区域产业规模剧烈波动,抗风险能力大幅削弱。

最后,缺乏价格与风险管理能力,企业经营稳定性不足。单纯依赖贸易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难以构建具有持续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大宗商品产业的核心价值并非简单的货物流通与交易额叠加,而是围绕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与资本配置所形成的复杂市场结构,这正是“税收驱动”模式下多数地区的短板。例如,不少地区未能有效布局期货交割库、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等核心载体,无法为企业提供完善的风险管理服务。上海浦东新区在要素市场体系建设、期货公司及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产业集聚方面亮点突出,依托上海期货交易所、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等核心平台,汇聚大量行业机构,并形成了一定的全球影响力。而四川遂宁则立足成渝地区产业与区位优势,精准布局碳酸锂、铸造铝合金期货交割库,打造西南重要期货交割枢纽。其中碳酸锂交割库为全国首批、西南唯一,累计交割量超20万吨,既完善了区域期货生态,更显著提升了遂宁在全国大宗商品流通与定价体系中的影响力。

归根结底,传统的“税收驱动”模式,更多停留在“企业层面”的招商与激励,而未触及“市场结构层面”的重构与完善。大宗商品产业是一个集现货交易、期货交割、仓储物流、风险管理、金融服务、数据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其竞争力的核心不在于交易规模的大小,而在于三个重要维度:一是能否有效嵌入大宗商品价格形成体系,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价格风向标;二是能否提供完善的风险管理工具,帮助企业规避价格波动、信用违约等各类风险;三是能否形成有效的金融与数据支撑,实现资金、货物、数据的高效联动。

发展逻辑新探索:构建“市场结构能力”

地方政府可通过国资功能优化、交割体系建设与金融生态构建重构产业发展路径,实现从“承接交易”到“参与定价”、从“被动跟风”到“主动管控”、从“政策输血”到“产业造血”的跨越。

以国资功能优化为抓手

从“招商平台”走向“市场组织者”

在当前发展模式下,地方国有企业多以“招商平台”角色参与大宗商品产业,主要承担招商引资、资源整合等职能。这一模式在产业起步阶段有其必要性,但从实践看,单纯依赖平台招商,难以有效提升区域在大宗商品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大宗商品市场更需要一个以“组织能力”为核心的地方服务体系。谁能够组织货源、连接金融、提供风险管理工具,谁就更接近市场的核心环节。因此,国资功能需要从“做平台”向“做组织”转变,从“承接资源”向“配置资源”转变。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推进:

第一,推动角色从“招商主体”向“交易组织者”转型。国资不应局限于单纯引入企业落地,而应主动参与基差贸易、长期协议资源配置、联合采购与销售等业务,不断提升对货物流转、交易结构的统筹组织能力,在重点大宗商品品种上形成稳定的现货定价影响力。

第二,推动定位从“财务出资人”向“风险管理参与者”转型。依托期货市场专业工具,探索构建“国资+期货公司+产业客户”的协同赋能模式,在套期保值、场外衍生品运用等领域培育专业能力,全面提升区域大宗商品产业整体风险管理水平,摆脱单纯被动出资的定位。

第三,推动形态从“单一平台”向“生态枢纽”转型。通过系统整合仓储物流、金融服务、产业数据等核心资源,推动构建多主体协同联动的大宗商品产业生态,让国资平台成为衔接贸易商、金融机构与实体产业客户的核心枢纽节点。

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转型并非意味着国资直接“下场参与贸易”,而是在坚守风险可控、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国资在资源配置、市场组织中的核心功能定位,放大国资的“枢纽辐射效应”。从长远发展看,国资功能的优化,直接决定着地方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角色定位:是止步于企业集聚的“产业承载地”,还是成长为具备区域影响力的“市场组织中心”。这一转型,也是区域大宗商品产业实现从规模竞争向结构竞争、质量竞争跨越的关键变量。

以交割体系为切入点

嵌入价格形成机制

交割仓库,是期货交易所统一指定、专门用于期货合约到期实物交割的标准化仓储场所。它不是简单的仓储设施,而是集标准制定、信用保障与流通服务于一体的关键金融基础设施。期货价格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通过“期现联动”持续向现货市场传导,最终在交割环节完成价格锚定。谁掌握了标准品流通主导权与交割核心资源,谁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甚至影响价格形成。因此,交割仓库作为连接现货与期货市场的关键枢纽,是地方实现从“现货集散地”向“价格影响节点”跃升的重要抓手。

实践中,拥有交割仓资源的地区,往往能更高效地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一方面,交割仓可显著降低企业参与期货交割的物流、时间成本,大幅提升现货流转效率;另一方面,围绕交割仓构建的标准品体系,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现货价格与期货价格深度联动,逐步提升区域在特定品种领域的市场影响力。

对地方而言,可围绕“交割仓+优势产业品种”开展针对性布局,具体可从三方面着力:

立足主导产业根基,有序推进交割仓布局建设。立足区域现有产业基础,精准选择有期货品种支撑、产业优势突出的细分领域,推动交割仓申报落地。

聚焦功能适配目标,健全交割全链条配套体系。同步升级仓储标准、强化质检能力、优化信息系统、织密物流网络,确保交割仓具备真实有效的服务能力,杜绝“只获资质、不发挥作用”的形式化问题。

强化龙头带动作用,引导各类主体深度参与交割体系。积极鼓励区域内贸易商、生产企业等主体参与交割体系建设,通过深度参与标准制定、主动开展交割业务等方式,持续增强区域在标准品体系中的话语权。

交割仓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新增一座仓库”,而在于为区域提供了一个深度嵌入全国价格体系的核心接口。一旦在某一特色品种上形成稳定的交割与流通能力,区域就能逐步从被动的价格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价格影响者,这也是大宗商品产业从“规模竞争”向“功能竞争”转型的重要标志。

以风险管理为核心

深化期现结合能力培育

交割体系解决的是 “价格如何形成”,而风险管理能力决定的是 “企业能否在价格波动中稳健经营、持续盈利”。当前行业发展趋势显示,传统价差交易模式逐步弱化,基差交易、套期保值、场外衍生品应用已成为主流,对市场主体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已成为衔接期货市场与实体产业的核心纽带。截至2025年年末,在全国期货业协会备案的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共95家,尽管部分地区对这一服务大宗商品领域的专业细分行业认知尚浅,但其已连续多年呈现高业务增长、高资本实力、高税收贡献的鲜明特征。

从资本实力看,监管明确要求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实缴资本不低于 1亿元,行业整体资本充盈、风险抵御能力突出,如注册于浙江杭州的永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实缴资本达21 亿元;注册在上海浦东的银河德睿实缴资本25.5亿元;注册于上海普陀的东海资本实缴资本3.5亿元。经营效益层面,2025年全行业净利润达110 亿元。相较于大宗商品领域的传统现货贸易企业,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凭借高专业壁垒、高业务附加值、高人才聚集度,已成为区域财税增收的重要增长点。

对地方政府而言,期货风险管理公司的核心价值,远不止于税收层面,更在于激活区域风险管理功能、完善大宗商品产业生态,是强化大宗贸易供应链产业体系建设中强链、补链的重要一环。

明确功能定位:从“引机构”向 “优服务”转型。风险管理公司的核心价值,是为产业客户提供定制化价格风险解决方案,而非单纯增加市场主体数量。地方在招商过程中,应聚焦其专业服务能力与业务覆盖范围,引导其围绕本地优势品种,深耕基差贸易、套期保值、场外衍生品等实体服务,成为企业风险管理的专业工具供给方。

构建协同机制:打造“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银行+贸易企业”联动模式。风险管理业务涵盖资金、信用、交易三大核心环节,单一主体难以独立闭环。

可构建多方协同体系:由期货风险管理子公司提供风险对冲方案,银行提供授信、资金及融资支持,贸易企业夯实现货业务基础。例如在基差贸易中,风险管理公司设计套保策略,银行提供库存质押、应收账款融资,形成“贸易+金融+衍生品”一体化运作模式。

推动场景落地:从“工具存在”向 “业务深嵌”渗透。风险管理工具只有融入实际经营场景,才能释放实效。地方可结合区域主导产业品种,推动套保、场外期权等工具在长协采购、库存管理、订单锁价等核心环节落地应用,同时通过专业培训、典型案例示范、政策引导等方式,提升企业参与意愿与应用能力,让风险管理从企业经营的 “可选项”,转变为常态化经营标配。

综上所述,大宗商品产业的发展,正在从“量的扩张”迈向“质的重构”的关键阶段。建议地方政府结合自身产业禀赋,在国资功能、交割体系、风险管理培育三个方面精准发力,稳步推动“招商引企”向“生态筑基”转型,走出一条更具长效性的产业发展路径。可以预见,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深化,谁能够率先完成从“规模驱动”向“功能驱动”的转型,谁就有可能在新一轮产业格局重塑中占据主动位置,成为连接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重要枢纽。这既是挑战,更是地方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机遇。(作者单位:上海苏河国际贸易公司)

来源:期货日报

责任编辑: 孙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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