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实施以及“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持续推进，我国大宗商品交易正在经历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和国际化转型。目前不少大宗商品交易所开始探求新的发展模式，其单纯依靠赚取佣金盈利的时代已经终结，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于服务实体经济，利润将来源于为现货企业提供增值服务。
     众所周知，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流通领域，在保障供给、促进流通、提振消费、优化配置以及“稳增长，调结构”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大宗商品交易联接我国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是引导和激发供给侧—需求侧两端发力的重要传导机制。因此，其内生性与“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逻辑契合，是当前及今后长期内我国大宗商品交易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抉择。至少以下三个领域应积极寻求战略性嵌入：
 

首先，跨境经济合作领域。包括跨境投资、跨境并购、跨境贸易、跨境电商、跨境金融等。在这些跨境经济领域，理论上大宗商品交易具有多条嵌入性通道，实践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构建这些通道。以往，我国大宗商品交易虽擅长于国内运营，但由于知识、思想、规则体系、制度供给缺失，一直以来国际化运营相对不足，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限制了我国大宗商品交易国际市场的拓展。将大宗商品交易嵌入跨境经济领域，必将促进我们在全面国际化视野和国际经济大格局下寻求新的增长点。

其次，国际产能合作领域。以国际产能合作带动跨境投资构建跨境产业链，是缓解国内产能压力的积极路径选择。国际产能合作集中指向我国制造业(尤其是装备铸造业)，而制造业又是我国大宗商品最大的边际需求领域，所以通过制造业的链接，大宗商品交易具有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内生性契合点。特别是对资源、能源、化工、农产品等大体量大宗商品而言，国际产能合作创造了新的外源性需求，产能贸易、“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跨境经济服务体系建设等，应是我国大宗商品交易国际化的必然方向和选择。

最后，自由贸易区领域。我国正努力构建与其他国家一体化自贸区网络。在自由贸易区体系下，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的制度供给以及体制、机制创新，提供了更大的交易流动性和灵活政策安排。在坚持“宏观审慎、风险可控”原则下，积极探索金融创新、关贸创新、支付创新、清算创新。显然，自由贸易区对大宗商品交易而言，无疑是一个可以进行包括交易模式创新在内的理想实验性平台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托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推进实施诸如“跨境交易”、“境外产业园区建设”、“海外并购”等在内的新型交易机制，对促进我国大宗商品交易国际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由于我国法律监管尚未健全，政府监管交易市场成为了替代性选择，然而政府监管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市场分割”约束，其监管仍难以形成全面覆盖。因此，要转型升级必须全面推进监管建设。首先，推进法律监管。加强立法建设，健全法律体系，完善法律监管的制度供给。这是全面监管建设的根本性措施。第二，推进政府监管。在正确分析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政府监管职责。有计划选择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交易市场，在法治框架内积极探索实施“负面清单监管”试点试验。第三，构建全面治理机制。形成“分形治理、分类治理、分业治理”互动的新型治理格局。最后，加强自律性监管建设。应充分运用包括道德、责任、声誉、信用等自律性监管杠杆，加快形成全行业自律体系。

来源：青岛华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