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2012年8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突出强调农产品(000061,股吧)流通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降低农产品流通税费，被一些学者称为目前“含金量最高”的流通产业扶持政策之一。未来我国经济要实现“保增长，稳物价”的双重经济目标，必须要大力改善流通环境，力争实现物价稳定以扩大内需。

　　食品价格上涨（或波动）成为通胀压力（或市场波动）的重要来源，因此，破解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长期存在的问题，便成为当前政策治理的重要突破口。然而，这种政策选择的背后隐含着一个理论假设，即流通环境的改善能够有效降低流通成本，避免总体物价水平持续高企或剧烈波动。那么，农产品流通体系与农产品市场究竟存在何种互动关系？农产品流通体系效率改进的有效机制是什么？

　　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改善，直观表现就是农产品流通效率的提升。一些实际调研资料显示，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大有改进的空间。例如，农产品流通费用占总成本的比例太高，生鲜农产品的比例达70%，比国际高20个百分点；农产品流通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例也高达50%左右，比欧洲高2倍（商务部，2008）；蔬菜产品的价格零批比至少为1.8—2，而蔬菜利润的零批比则高达3—4；果蔬、肉类、水产品冷链流通率则分别只有5%、15%、23%（发改委，2010）；此外农产品流通损耗率更是惊人，其中粮食、马铃薯、水果、蔬菜的产后损失率分别高达7%—11%、15%—20%、15%—20%和20%—25%（农业部，2011）。鉴于此，通过挖掘农产品流通效率空间来实现农产品市场的有效调控，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是非常适合的选择。

　　途径一，创新流通公共管理政策有效性导向。

　　“丁伯根原则”指出，要实现几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几种有效的政策工具。因此，创新公共管理政策要求政策目标的明确以及政策工具的独立有效：一是厘清农产品流通公共政策的分类体系，既要把握农产品流通政策与广义的农业政策、城乡发展政策、商业政策、国际政策等的关系，还要从政策效果、政策手段、政策对象、政策导向等方面明确各流通政策条目之间的关系；二是正确认识和规范农产品流通公共政策的提出模式，一般包括内在提出模式和外在提出模式，本质上都是实现公共政策的有效供给；三是监测我国现代农产品流通公共政策的目标变化并明确不同阶段的流通目标选择。

　　途径二，创新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公益性导向。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农产品流通系统发展的重要制约瓶颈之一，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则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行为激励问题。由于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强化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投资是当前破解投资激励难题的新呼声，这些重要领域主要涵括：现代化物资流通设施，现代化交易场所设施，流通情报设施。

　　途径三，创新流通组织对接模式多元性导向。

　　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组织对接是流通链条的本质要求，创新市场组织对接模式的关键点在于：积极拓宽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市场组织对接的各种可能途径，如农民专业合作社、超市自建生产基地、农产品期货、农产品电子商务等；重点关注大量的小农户市场对接问题。

　　途径四，创新现代流通方式互补性导向。

　　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是对流通体系的革命性创新，目前我国已经逐步呈现农产品现代流通方式“三足鼎立”的局面：“第一足”是基于标准合约的农产品期货交易机制，“第二足”是基于公开竞价的农产品拍卖机制，“第三足”基于互联网的农产品电子商务贸易机制，这三种现代流通方式的功能和实现途径，主要表现在风险规避、价格发现、批量交易、信息发布、营销公关等方面的差异。

　　途径五，创新食品安全体系预防性导向。

　　农产品流通体系下食品安全隐患的关键症结，源于流通主体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加上农产品流通体系复杂性（如多主体、小农户等）、食品安全建设的公共产品属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性等，就会转化为食品安全危机事件的突发性、危害连锁性、影响广泛性、治理不确定性等棘手难题。对此，一是建立基于流程管理的食品安全控制机制创新分析，充分借鉴国际食品安全控制的理论和实践；二是设计并健全食品安全的风险预警系统，预警指标体系至少要囊括流通政策预警指标、价格风险预警指标、信用风险预警指标、重大危机预警指标等，并进一步健全安全风险信息披露系统。